百年来中国的伊斯兰教研究
百年来中国的伊斯兰教研究
高占福
伊斯兰教自唐代传入中国，在中华大地上传播、发展、扎根，至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从早期海外穆斯林信奉的外来宗教，到被中国10个穆斯林民族所接受信仰，其间经历了不平凡的历史过程。同样，中国伊斯兰教的研究也伴随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发展逐渐形成为宗教学中一门重要的学科，这一过程最早由非穆斯林学者介绍伊斯兰教的基本情况和穆斯林在华的活动开始，也有千余年的历史。其中20世纪的100年，是中国伊斯兰教研究最活跃、最富有创新、研究成果最丰富的100年。从这100年走过的学术研究之路来看，可分为前50年和新中国成立后的50年两个大的时期。但为了使人们比较系统的了解中国伊斯兰教研究的历史，对20世纪以前伊斯兰教在中国的研究状况作一简略的回顾与阐述，是有必要的。为此，本文所表达的内容主要为：一、20世纪以前伊斯兰教在中国的研究；二、20世纪前50年的中国伊斯兰教研究；三、新中国成立后50年的中国伊斯兰教研究。
一、20世纪以前的研究
伊斯兰教自唐代由来华经商的国外穆斯林传进中国后，很长一段时间，由于这些外来的侨民人数少而且商人的流动性很大，在中国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后来随着外来穆斯林商人在中国的定居和与中国妇女发生婚姻关系，他们独特的生活与习俗渐渐引起国人的留意，加之中国政府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接触，个别中国人因特殊的原因到阿拉伯国家后回国等原因，伊斯兰教在中国人笔下开始有了记载。唐代杜环的游记体古籍《经行记》中，有记载关于伊斯兰教与阿拉伯社会情况的内容。他的这本游记，是目前我们所知道的最早用汉文记述伊斯兰教的文献。书中的内容代表了唐代中国人对伊斯兰教的了解与认识。北宋人朱的《萍洲可谈》中记有阿拉伯人在广州的经商活动、居住环境、生活习俗、社会交往、婚姻概况，以及蕃坊设置、蕃长产生和职责、蕃商称谓等，内容涉及广州穆斯林侨民的活动。南宋人赵汝适的《诸蕃志》卷下“志物”中记载有大食穆斯林在江淅一带的商业活动。南宋人岳珂的《史》中，涉及寓居中国的阿拉伯人的宗教信仰、生活习俗等方面的内容。南宋人周去非的《岭外代答》、郑所南的《心史》中也有关于伊斯兰教的记载。但这些由中国人所写的著述不具有研究的性质，多为见闻式的介绍，其内容与后来人们所了解的伊斯兰教也有较大的差距，文字表述多与佛教术语相连。如杜环把阿訇每星期五（主麻日）讲“瓦尔兹”（讲教义），称为“登高座为众说法”；郑所南把每天五次招唤穆斯林做礼拜时在唤醒楼上喊的“邦克”，记述为“登楼上，大声叫佛不绝”；岳珂也把清真寺视为“有堂焉，以祀名，如中国之佛，而实无像设”。这种以惊异的目光和陌生的感受记载伊斯兰教的内容，虽符合当时中国人对伊斯兰教的了解和认识水平，但描述是表面的、含混的，甚至是似是而非的，自然不能称其为研究成果。
自唐至元代，国外的一些旅行家在中国游历之后，写出了当时伊斯兰教在中国基本状况的著述。唐代来华的阿拉伯商人苏莱曼于880年最终撰成的《中国印度见闻录》（又名《苏莱曼游记》）中，多处反映了伊斯兰教在中国东南沿海各省的情况。书中记述了中国官方对伊斯兰教持宽容态度，不仅不干涉外籍穆斯林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而且在他们比较集中的地区如广州，还授予了他们自行管理自己内部事务的权力，从而使伊斯兰教在广州及其它地区得以广泛传播等内容。这部著作是外国旅行家最早涉及到伊斯兰教在中国传播情况的记述，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中国史书记载中的不足，为中国伊斯兰教史和中西交通史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史料。元代来华的阿拉伯穆斯林旅行家伊本·白图泰所著《游记》中，对伊斯兰教在中国各地的状况有更多的记述。书中写有中国各城市都有专供穆斯林居住的地区，区内有供举行聚礼用的清真大寺，并设有总管穆斯林事务的官员。书中对泉州、杭州、广州等东南沿海城市穆斯林生活的记述尤为详尽。甚至谈到可能是苏非修行者的年逾200岁穆斯林老人的种种故事，这是目前所能见到的较早记载苏非修行者在中国境内修道的内容。1271年沿丝绸之路历时3年半来到中国，在中国政府中任职并生活17年，直到1292年才离开中国的意大利威尼斯人马可·波罗口述，鲁思梯谦笔录的《马可波罗游记》（也叫《东方见闻录》）中，对中国各地穆斯林的活动与状况多有记述，特别是对河西走廊和西北回回穆斯林生活与宗教情况的记载尤为重要，弥补了以往史书中鲜有对这一地区穆斯林记载的不足。
元代中国人对伊斯兰教的认识和理解，主要表现在当时所撰的一些清真寺碑文中。这些碑文中对伊斯兰教“认主独一”和教义、尊行的理解，可以说和伊斯兰教的本意，已无大的差异。如元至正八年（1348）所撰的定州（今河北定县）《重建礼拜寺记》对伊斯兰教的理解是：“其教专以事天为本而无像设”；穆斯林信奉的“安拉”是“造物之主不可以形迹求，若拟之像则类物，殆亦渎矣”；对穆斯林必须履行的“天命”，也有真实的描述：“拜天之礼，一日五行；斋戒之事，每岁一举”；进而对中国穆斯林礼拜时的朝向也作了精确的说明：“中国居西域之东，是教中拜者则咸西向焉”。至正十年（1350）撰的泉州《重修清净寺碑记》，对伊斯兰教信仰和教义的阐述更为翔实：“其教以万物本乎天，天一理，无可像，故事天至虔而无像设。每岁斋戒一月，更衣沐浴，居必易常处。日西拜天，净心诵经。经本天人所授，三十藏，计一百一十四部，凡六千六百六十六卷”。这些碑文的记载证明，元代中国人对伊斯兰教的认识水平，已远远超越唐宋时期。从研究角度引起注意的是，当时的一些清真寺碑文中，已开始把伊斯兰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儒家学说相联系，定州清真寺碑文中已有伊斯兰教与儒家“奉正朔、躬庸租、君臣之义无所异”的记载，同时代的其它碑文中也有所反映。这说明伊斯兰教在中国已广为传播，清真寺也不断在各地建立，与中国社会的交融在逐渐加深，同时也标志着中国人对伊斯兰教的认识，已有了新的提高，中国伊斯兰教的研究开始向新的阶段迈进。
明代，中国伊斯兰教的研究进入比较成熟的时期。一些曾去过海外的中国人著述中，如马欢的《瀛涯胜览》、费星的《星槎胜览》等，都对伊斯兰教和部分穆斯林国家有过详明而又符合事实的描述；明代清真寺的碑文中对伊斯兰教的反映更为深刻，而且普遍结合了中国的实际情况，如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泉州清净寺重修碑文中，概述了伊斯兰教的重要教义，清净寺兴建始末和该寺独特的建筑风格，并特别把伊斯兰教与儒佛两教作了比较说明之后，又指出了“教衰寺圯”的主客观原因。而自16世纪开始的中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使更多的中国穆斯林对伊斯兰教有了普遍的了解和认识。到了明末清初，随着一批回族学者“借儒文以阐经”，弘扬伊斯兰教学术文化活动的展开，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伊斯兰教研究全面启动。它不同于以前各个时期一般意义的介绍了解伊斯兰教，而是将伊斯兰教的思想体系，纳入中国人的认识范围之内，通过译、述、评，以及结合中国传统文化来阐述伊斯兰教及其在中国的变化。
这一学术文化研究活动的代表人物和代表作主要是：王岱舆的《正教真诠》、《清真大学》、《希真正答》是三部论述伊斯兰教基本知识和哲学思想的著作。马注的代表作《清真指南》，包括了伊斯兰教历史、经义、哲学、教律、天文、传说等内容。其中卷八《教条八款》的内容，对研究当时中国的伊斯兰教，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刘智的著述中，以《天方性理》、《天方典礼》、《天方至圣实录》最具代表性。
其中《天方典礼》涉及到伊斯兰教哲学、法律、文化、风俗习惯等方面。该书被收进清乾隆年间修的我国重要的类书《四库全书》的《总目》中。在官修的史书中，收进伊斯兰教的著作，是旷古未有的事情。这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刘智对伊斯兰教的研究，在当时社会上已形成相当的影响。张中的《归真总义》和《四篇要道》则是介绍伊斯兰教苏非主义认主学理论及认主实践方法的译著。伍遵契的《归真要道译本》，主要阐述伊斯兰教哲学和伊斯兰修养问题，该书一直是我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的教本。
清代中叶以后，中国伊斯兰教的研究较之明末清初又有了新的发展和突破。马德新和马联元是其中的代表人物。马德新一生用阿拉伯文、波斯文、汉文写成的著述多达30余种，内容涉猎极为广泛，举凡教义、教典、教律、宗教哲学、阿拉伯文法、天文、历史、地理等无不见于其著作中。其著述中以《四典要会》（即《信源六箴》、《礼功精义》、《幽明释义》、《正异考述》）和阿拉伯文写成的《朝觐途记》更为后人所称道。马联元的著作多用阿拉伯文写成，主要是经堂教育用的教材，如《绥勒府》（字法学）、《穆希莫提》（教款捷要）等。他用汉文撰写的《辩理明证》一书，阐述了“真主独一”的观点，具有一定水平。
马德新的《宝命真经直解》和马联元的《亥听译解》，被公认为是《古兰经》在我国的最早汉文选译本之一。
清代至清末，中国伊斯兰教的基本情况，还散见于《兰州纪略》、《循化志》、《石峰堡纪略》、《平回纪略》等官方史书和各地的地方志书中。20世纪以前的中国伊斯兰教研究中，明末清初以前除国外穆斯林旅行家的著作外，有关伊斯兰教的著述多为非穆斯林人士所撰，甚至宋元时期的一些清真寺碑文，作者也为教外人士。自明末清初开始，以回族穆斯林学者为主体的中国伊斯兰教研究呈现高潮，并给后人留下一批精典之作，影响至今犹存。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的是，20世纪以前的中国伊斯兰教研究，对中国穆斯林社会的影响并不大，也可以说是局部和周期性的，一般穆斯林群众无法看到这些伊斯兰教的成果，更无法对其作出评判。我们只能从中国伊斯兰教研究史的角度，重视和珍惜这批优秀的伊斯兰教文化研究遗产，并了解以往穆斯林社会的历史轨迹。
